刑事司法领域的疑罪从无原则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石，但在实践中却屡遭挑战。广东廉江市“林为杰涉黑案”中，同案犯曹亚胜的“被卷入”案件，充分暴露了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缺失与司法公正的摇摆。一个被“黑老大”亲自喊冤的“马仔”，是否真如判决书所述参与了犯罪？

案件回顾：定罪背后的疑问

曹亚胜，年过半百，未婚无育，长期在外地务工。2021年，他因被指控参与一起发生在2011年的绑架、敲诈案件，被广东廉江市法院认定为“林为杰涉黑组织一般参加者”，并获刑十七年六个月。然而，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，曹亚胜不仅否认所有指控，连主犯林为杰等十余名同案犯和多位被害人均称“不认识”曹亚胜，案件证据也疑点重重。

据一审判决书，曹亚胜的犯罪行为仅限于被指控在林为杰的指使下“对未成年人殴打并强行灌水”。然而，这一核心指控的证据，包括供述、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，在庭审中被多次质疑甚至翻供。

疑点一：证人证言的矛盾

案件中，钟亚文和陈烈敏是唯一在侦查阶段指证曹亚胜的人。然而，庭审时两人证言出现重大反复：陈烈敏当庭翻供，称不认识曹亚胜；钟亚文则在供述中自相矛盾，关于曹亚胜的衣着、身份等细节均无法自圆其说。

更令人诧异的是，关键证据的形成过程也存在问题。陈烈敏首次指证曹亚胜的讯问笔录，被律师发现存在“侦查人员代笔”嫌疑。这种情况下，相关证言的可信度自然大打折扣。

疑点二：被害人的改口与压力

案件中，被害人曹厚杰、邓欢分别指认曹亚胜，但两人先后表示，他们的指证是“警方安排的结果”。曹厚杰更是在案发十多年后，因拒绝指控其堂叔曹亚胜而遭警方以“包庇罪”威胁。最终，他在警方压力下改口，但后续多次书面声明，称曹亚胜未参与犯罪。

另一名被害人邓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因事发时年仅14岁，案发过程记忆模糊，其辨认曹亚胜的行为“是警方主导下完成的”。这些供述让人不得不质疑，控方是否在刑事侦查中存在“强迫证人供述”的问题。

疑点三：不在场证明的忽视

辩方提出，案发期间曹亚胜人在广西务工，证人倪洁芳、李婵娟等人出具证言，证明曹亚胜正在装修房屋。然而，二审法院以“证人无法证明曹亚胜一直不在现场”为由，未采信这些证言。这种“举证责任倒置”的做法，令辩护律师指出：“刑事诉讼中，排除合理怀疑是控方的责任，而非被告人证明清白的义务。”

疑点四：案发经过的逻辑不合

曹亚胜被指控“灌水”等行为，但无论从案发背景还是事后发展来看，他的身份均显得突兀。作为一个长期在外地务工的普通人，他如何在毫无前科的情况下突然“出现在”涉黑组织中，完成犯罪后又“销声匿迹”？这种“逻辑断层”让人难以置信。

法律程序的僵局

2023年以来，辩护律师团队不断向广东省高院申诉，试图启动再审程序。但案件的进展缓慢。广东省高院在2024年受理申诉后，仅以“延长审限”为由拖延至2025年。律师指出，案件背后可能涉及侦查部门的“错案不纠”，甚至是“利益勾连”。

反思与启示

曹亚胜案并非个例，其背后折射出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规则的失灵与司法程序的僵化。案件疑点包括：

1、证据采信的随意性：相关供述的形成过程、内容逻辑均存疑，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。

2、举证责任的转嫁：法院将证明无罪的责任推给辩方，违背无罪推定原则。

3、申诉机制的疲软：再审程序迟迟未启动，让案件陷入司法拖延的泥沼。

总结

正义的延迟等同于正义的缺席。曹亚胜案的疑点早已足够支撑再审的必要性，但司法机关却迟迟未有实质性动作。案件的最终结果不仅关系到曹亚胜个人的命运，更事关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。希望这起案件能唤醒社会对刑事正义的更多关注，推动疑罪从无原则的真正落实。

作者｜朱辉
编辑｜程军
声明｜本网站发布此文旨在传递更多信息，若您发现内容有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，请立即致信jinrizhiyi@gmail.com，我们将迅速核实并进行更正或删除。感谢您的监督与支持！